这样可以吗？身边法律的思考方式

三大原则是国民主权、尊重基本人权、和平主义。三权分立是分割权力以防止滥用的“统治机制”，与原则本身要区分开。

宪法是约束国家权力的规则（立宪主义）。所以负有遵守义务的是行使权力的一方。这与国民的三大义务（受教育、劳动、纳税）是两回事。混淆这一点，就会看错宪法的角色。

表达自由（第21条）也要在与他人权利的调整（公共福祉）中受到限制。在社交网络上的爆料和诽谤中伤，会有名誉毁损罪、侮辱罪以及高额损害赔偿的风险。“因为有言论自由所以怎样都行”是行不通的。

以追求幸福的权利（第13条）为依据，隐私权和肖像权在判例中被承认。这是补充宪法制定时（1946年）未曾设想的权利的机制。不被人擅自公开照片的利益也源自这里。

检查制度（第21条第2款）被解释为没有例外的绝对禁止（海关检查事件）。事先切断信息流通会摧毁民主主义的根基。法院作出的事前禁止令是另一套框架，附有极其严格的要件。

判例认为“除依权利性质仅以日本国民为对象者外，对外国人同样及之”。不过在留（居留）自由并不受保障，在更新在留资格时可能被作为不利因素考量，这是本案严厉的结论。在司法考试中也是超高频考点。

从2022年4月起成年年龄降为18岁。满18岁后可以独自办理贷款和信用卡合同，但同时也失去了以“未成年”为由撤销合同的保护（未成年人撤销权）。要特别警惕盯上新成年人的传销和割韭菜的付费课程。

合同原则上仅凭口头合意即可成立（诺成主义）。书面是“为了日后证明”用的。也就是说口头约定同样产生法律义务。不过没有证据，打官司也赢不了——这才是现实的风险。聊天记录同样是有力的证据。

冷静期解约（Cooling-off）是针对上门推销、电话劝诱等“突袭型”交易的制度。自己主动下单的网购不属于对象。能不能退货取决于各店铺的退货特约（若未标示特约，可在8天内自付运费退货）。“网购也能冷静期解约”是最常见的误解之一。

正常居住产生的损耗（日晒褪色、家具压痕）已经包含在租金里，原则上由房东承担。2020年民法修改时作了明文规定（第621条）。如果被理所当然地从押金里扣掉，可以援引国土交通省的指导方针交涉。故意或疏忽造成的损伤（如烟头烫痕）则由租客承担。

因继承取得不动产后，若不在3年以内办理登记，就可能被处10万日元以下的过料（2024年4月起，过去发生的继承也在对象内）。这是针对“所有者不明土地”问题的对策。放着不管，继承人会像滚雪球一样增加，手续变得极其困难。

即使自宅的“所有权”由子女继承，配偶也能取得“居住的权利”，终身继续住下去。把所有与居住分开，配偶也就更容易分到存款。它通过遗产分割或遗嘱设定，登记是对抗要件。

兄弟姐妹以外的法定继承人享有特留份（日语「遺留分」），即最低保障的份额（配偶和子女为法定应继份的1/2），遗嘱也不能剥夺。被侵害时可通过“特留份侵害额请求”主张金钱。不过时效自知道之时起只有1年，很短，要立刻行动。

2020年修法后统一为原则“自知道时起5年、自可以行使时起10年”。不过时效不会自动完成，需要作出“援用”的意思表示。反过来，只要还了1日元或者承认了欠款，时效就会重置（更新）。一直不理催告也有被起诉的风险，很危险。

这是刑事审判的大原则“无罪推定”。只有检察官举证到不留合理怀疑余地的程度，才能认定有罪。被逮捕并不等于就是犯人。把被实名报道的人当作犯人扩散出去，你自己也可能被追究名誉毁损。

这属于侵占脱离占有物罪（1年以下拘禁刑或10万日元以下罚金等）。“只是捡了一下”也是犯罪。交给警察的话，有可能拿到报酬金（5〜20%），过3个月还有取得所有权的途径。据为己有并不划算。

正当防卫（刑法第36条）只限于对“紧迫的不法侵害”作出的“不得已”的反击。对已经倒地的人继续殴打，就成了防卫过当或暴行罪。“被打了就打回去”是复仇而不是防卫——不知道这条界线，本该是受害人却会变成加害人。

不摆出具体事实而直接辱骂，属于侮辱罪。2022年加重处罚后增加了1年以下拘禁刑、30万日元以下罚金（此前只有拘留和科料）。若摆出具体事实，则是名誉毁损罪（3年以下）。此外还有发信人信息披露请求→数十万日元起的民事赔偿这条路。匿名保护不了你。

处罚未遂是例外，只限于杀人、抢劫、放火等条文中写明“未遂罚之”的犯罪（刑法第44条）。例如毁坏财物就没有未遂罪。比未遂更早一步的“预备”会被处罚的，只有杀人预备等极少数。

根据刑法第41条，对未满14岁的人（刑事未成年）不科处刑罚。他们会成为儿童咨询所或家庭法院保护的对象（触法少年）。但民事上的赔偿责任另当别论，要由负监督义务的父母支付。不能用“小孩子干的”来了事。

简易法院的小额诉讼专门用于60万日元以下的金钱请求。原则上一天出判决，手续费也只要几千日元，不请律师也很好用。适合追回押金、未付报酬、二手交易纠纷。要知道对方提出异议后会转为普通诉讼。

民事的原则是“谁主张谁举证”。没有证据的话，事情再真也会败诉。与刑事不同，警察不会替你行动。金钱借贷一定要留下借条、转账记录、消息记录——这才是最大的自我保护。

内容证明只是由邮局证明“何时、由谁、寄出了什么”，法律上的强制力为零。不过它能成为表明请求意思的证据，作为催告可使时效的完成宽限6个月（民法第150条），传达认真程度的心理效果也很大。查封财产需要判决等债务名义。

第一审→控诉（第二审）→上告（第三审）的三审制。这是为了慎重判断、纠正错误的机制。不过上告的理由限于违宪、违反判例等，“因为不满意”是不受理的。控诉期限是判决送达后2周——过期判决就确定了。

沉默权是宪法第38条规定的权利，在讯问中和法庭上都可以行使，也不允许以沉默为由作出不利对待。顶不住“不说话印象不好”这种压力而作出虚假自白，是冤案最大的成因。首先叫律师（值班律师免费）才是铁则。

逮捕原则上需要法官签发的令状（宪法第33条，令状主义）。例外是现行犯逮捕等。搜查住宅和扣押同样需要令状。“自愿同行”“自愿提交”终究是自愿的——只要知道可以拒绝，应对方式就会不同。

起诉的权限由检察官独占（起诉独占主义），并且可以视情况裁量不起诉（起诉便宜主义、暂缓起诉）。就算被害人喊“我要告你”，提起刑事诉讼的仍然是检察官。对不起诉不服时，可以向检察审查会提出申请。

一般认为主因是检察官在起诉便宜主义之下，挑选能够确实定罪的案件来起诉。也就是形成了“一旦被起诉几乎必然有罪”的运行方式。正因如此，起诉前的辩护活动（阻止羁押、争取不起诉）才决定性地重要，这是刑事实务的常识。

配合成年年龄下调到18岁，18岁和19岁被称为“特定少年”。在保留少年法保护的同时，扩大了移送检察官（逆送）的对象，被起诉时也解禁实名报道，向成年人待遇靠拢。要知道“满18岁后，不受少年法保护的场面变多了”这个变化。

少年案件原则上全部送往家庭法院（全件送致主义）。家庭法院的调查官会调查其成长经历和家庭环境（这里家族关系图也能派上用场），并在审判中决定保护观察、送少年院等保护处分。目的不是刑罚，而是让人重新站起来。

《少年法》第1条明确写着以“少年的健全成长”为目的。审判不公开，处分也以送少年院、保护观察等教育性内容为主。重大案件也有被逆送而进入刑事审判的例外。虽有“太宽松”的批评，但这是基于防止再犯数据而设计的制度。

这是《劳动基准法》第32条的大原则。要超过它让人工作，就必须缔结并申报36协定（サブロク協定），并支付加成工资。“我们公司9小时是常态”，你没有必要无条件接受。先确认自己公司的规定劳动时间和36协定。

时间外为25%以上，深夜（22点〜5点）再加25%，每月超过60小时的部分为50%以上（中小企业也从2023年起适用）。“已经付了固定加班费，所以加多少小时都是这个数”，若不支付超出部分就是违法。养成核对工资明细项目的习惯。

加班命令有效的前提是：36协定已缔结并申报，且就业规则或劳动合同中有可以命令加班的规定。没有这些，命令本身无效，拒绝也不能被惩戒。即便有效，育儿、护理期间的限制以及会损害健康程度的命令，也可以以权利滥用为由拒绝。

工作方式改革（2019年起）设定了带处罚的上限。即使签了特别条款，也有每年720小时以内、连续数月平均80小时以内、单月不足100小时等绝对红线。违反的雇主处6个月以下拘禁刑或30万日元以下罚金。“没有上限的血汗加班”是违法的。

解雇若没有客观合理的理由和社会通念上的相当性即为无效（《劳动合同法》第16条，解雇权滥用法理）。程序上也需要提前30天预告或支付解雇预告津贴。“被解雇＝完了”并非如此，可以争取撤回、确认地位或和解金的案例很多。先去劳动基准监督署、劳动局申请斡旋。

即使每周只上1天班，只要连续工作6个月且出勤率达8成，也会按比例获得带薪假。而且对每年获得10天以上的人，公司有义务让其每年休满5天（违反要罚款）。“打工的没有带薪假”是典型的违法说辞。请假也不需要说明理由（但公司有时季变更权）。

工资请求权的时效目前为3年（法律上正朝延长到5年的方向发展）。考勤卡、电脑登录记录、排班表、每天的备忘都能作为证据。离职后同样可以请求。情节恶劣时，法院还可能命令支付同额的附加金。“辞职了就只能自认倒霉”并非如此。

最高法院认为，宪法的人权条款调整的是国家与个人的关系，不直接适用于私人之间，而是通过民法第90条（公序良俗）等的解释间接发挥作用（间接适用说）。这是以学生运动经历为由拒绝正式录用而引发争议的超著名判例。

1973年，这是最高法院史上第一份法令违宪判决。法院认为加重刑罚本身可以允许，但只有死刑和无期这种极端重罚属于不合理的差别，违反第14条。案件背景是一名女儿不堪生父长期性侵。相关条文直到1995年才终于被删除。

这是1975年的法令违宪判决。法院认为距离限制的目的（防止劣质药品）与手段之间关联薄弱，侵害了职业选择的自由（第22条）。它作为把规制目的分为消极目的与积极目的、据此改变审查密度的“规制目的二分论”的代表案例，在司法考试中很常考。

在朝日诉讼等案件中，法院认为第25条是宣示国家责任的条款，具体的给付请求权要通过法律（《生活保护法》等）来实现（纲领性规定的理解）。不过制度的倒退和不合理的运行仍可通过诉讼争议。不要因为顾虑而不去咨询生活保护，这也很重要。